最近，两办发布了《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文件中提到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推动企业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这意味着涨工资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这并非政府首次在多个场合提到职工薪资问题。尽管多次讨论并出台相关文件，实际效果却往往令人失望，许多打工人并没有切实感受到薪资提升带来的实质性变化。
为何涨工资的话题总是让人失望呢？归根结底，职工收入的提升是企业经营中的关键环节，而政府部门无法直接干预企业运营，只能通过引导来推动政策的落实。相比直接颁布硬性规定，这种引导方式的效果显然较为缓慢。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及央国企的情况相对较好，这些“国家单位”在执行政策方面较为积极，因此在涨工资方面较易达成共识和实施。
然而，民营企业在我国占据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政府显然无法强制其提高工资水平，这与减少行政干预企业的基本方针相悖。更重要的是，如果强行要求企业涨工资，可能会削弱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从而影响整体经济发展，甚至可能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因此，如何让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处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的企业，积极响应涨工资的号召，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重点可以从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障政策入手，促使企业响应这一号召。社会中最缺乏资金且消费潜力最强的，显然是那些月收入接近最低工资水平的底层群体，应该优先考虑为这些人群加薪。我国早在很早之前就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每个地区都有最低工资标准，这一举措本质上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干预，尽管如此，仍然能够通过数字化调整来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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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提出三项具体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首先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当前，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上海，每月2690元，而一些地方甚至不到2000元。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连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最低工资也处于较低水平，显然不匹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因此，建议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一线和新一线城市4000元，二线城市3500元，三线及以下城市3000元，并建立最低工资上涨机制，每两年根据物价和经济发展情况调整相应比例。
其次，要严格执行社保缴纳制度。尽管有人认为社保不重要，然而，它恰恰是中低收入者的基础保障，随着年龄增长，其作用更为突出。然而，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诱导员工放弃社保，让职工表面上看到的工资高了一点，实则埋下了养老和医疗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未缴纳社保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老板，因为企业为社保缴纳的比例远高于员工个人。因此，税务和劳动部门需要加强对企业社保缴纳的监督，确保社保制度得到落实。
最后，要明确最低工资不包含社保个人缴费部分。有些地方在计算最低工资时，将社保个人缴费部分计入其中，这导致一些职工的实际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可以明确规定，最低工资应以到手收入为标准，社保个人缴费部分不计入其中。比如，如果某三线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为3000元，但员工的税前收入为3400元，扣除600元的社保后，实际到手仅为2800元，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应补齐差额，确保员工收入符合最低标准。
这三项措施比要求上千万家民营企业建立完善的工资增长机制更为实际，且能够迅速见效，为提升“打工人”收入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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